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主进行国家治理，主要通过文书实现。文书的运行就是指令、信息的流动。王朝往往以律令保证信息渠道的通畅。《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应言上而不言上，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各杖六十。”
——摘编自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力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大都广开言路，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政务信息。君主得到的政务信息过多，便容易面临“信息难题”。唐朝武则天在宫外设置了匦（guǐ，匣子），官员、百姓都可通过匦来上书，“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由于上书数量太多，君主难以及时处理，因此往往设置知匦使对这些文书加以分类、拣择，但这就有违君主直接获取信息的初衷，所以唐代匦制围绕着知匦使的设置与否反复调整。
为解决君主的“信息难题”，中国古代经常出现比匦制调整更为重要的制度变革。如康熙时创立的奏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朝，奏折数量激增，皆由君主亲自“览阅批发”。雍正帝自言“今万几殷繁，一人识力有限”，因此亟需遴选亲信进入秘书机构，入值内廷，处理文．书并辅助决策。而类似情形引发的变革往往推动着中国古代中枢权力的转移。
——摘编自叶炜《中国古代史十四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