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位于英国英格兰北部的约克郡西莱丁地区是18世纪英国重要的毛纺织业中心之一。其传统的生产组织形式是家内制，作坊主购进羊毛后，由家人生产，并雇佣几个帮工。一些呢绒商采用外包生产制，把计件工作分派给纺纱工、织布工等靠工资为生的人。19世纪初期，在全面采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纺织工业获得大发展。到1850年，该地区的布拉德福德已相继修建了公路、运河、铁路，连通国内国际市场，从世纪初的1.6万人小镇发展为10万人口的工业城市，成为精纺羊毛制品的国际贸易中心。
——摘编自[英]T. S. 阿什顿《工业革命（1760—1830）》等
材料二
——[英]德雷克·格雷格里《区域转型与工业革命：约克郡羊毛工业的地理格局》
材料三 据统计，1700—1750年，英格兰人口从600万增至650万；1750—1801年，人口激增至900万。与此同时，英格兰人口重心也在转移。1700年，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英格兰南部地区，而北部地区人口分布稀疏。从1750年开始，人口逐渐聚集至以毛纺业为代表的约克郡、以棉纺业为代表的兰开斯特和以铁制品生产为代表的米德兰等煤铁资源丰富的北部地区。这些地区成为英格兰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1901年英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英格兰北部人口已超过南部人口。
——摘编自[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材料一 19世纪末，全国工业生产仅有13个门类。1933年，增至23个大类。1952年起，中国工业迅猛发展。1978年，中国能够生产的工业产品已达34个门类。进入21世纪，中国已在所有的工业门类完成布局，拥有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根据联合国制定的行业分类标准，中国是目前唯一拥有全部39个工业大类的国家。
据测算，1954至1978年间，我国通过对农业不等价交换的方式（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业中取得的资金达5100亿元，其中为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为4500亿元。改革开放后，大量的资金仍从农村流向城市。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市场主体的多元化，我国工业化积累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企业基本建设资金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税后利润全归企业支配；部分企业通过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债券筹集资金。此外，在财政政策方面，设立各类资金或基金支持工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创新等；在税收政策方面，实施所得税、增值税等优惠。
——摘编自《农业投入》总课题组《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等
材料二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达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的阶段，为了建立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在“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央财政不仅免除了农业税，还从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方面加大对农村的投入。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君主进行国家治理，主要通过文书实现。文书的运行就是指令、信息的流动。王朝往往以律令保证信息渠道的通畅。《唐律疏议·职制律》规定：“诸事应奏而不奏，不应奏而奏者，杖八十。应言上而不言上，不应言上而言上，及不由所管而越言上……各杖六十。”
——摘编自谢元鲁《唐代中央政权决策研究》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力图有所作为的君主大都广开言路，尽可能全面地掌握政务信息。君主得到的政务信息过多，便容易面临“信息难题”。唐朝武则天在宫外设置了匦（guǐ，匣子），官员、百姓都可通过匦来上书，“申天下之冤滞，以达万人之情状”。由于上书数量太多，君主难以及时处理，因此往往设置知匦使对这些文书加以分类、拣择，但这就有违君主直接获取信息的初衷，所以唐代匦制围绕着知匦使的设置与否反复调整。
为解决君主的“信息难题”，中国古代经常出现比匦制调整更为重要的制度变革。如康熙时创立的奏折制度，发展到雍正朝，奏折数量激增，皆由君主亲自“览阅批发”。雍正帝自言“今万几殷繁，一人识力有限”，因此亟需遴选亲信进入秘书机构，入值内廷，处理文．书并辅助决策。而类似情形引发的变革往往推动着中国古代中枢权力的转移。
——摘编自叶炜《中国古代史十四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