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近代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1856年完成的专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们，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要好些……被消除的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未被消除的那些流弊，于是人们情绪更加激烈。”
——摘编自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依据材料并结合世界近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近代改革与革命”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材料一 据估计，在哥伦布到来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力，也没有遗传抵抗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坐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摘编自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材料二 中世纪时，基督教会掌握社会话语权，宗教医学成为人们疗治病痛的主要途径。16世纪~17世纪，瘟疫在西欧频繁爆发，神职人员纷纷死亡，罗马教廷四处躲藏，宗教医学更显得毫无成效。伦敦发生鼠疫后，医学界要求当局注意城市公共卫生、清除各种污秽；建议民众重视卫生保健，节制饮食，并用放血、催吐等疗法治疗病痛，政府强行以非宗教手段加以防控。1604年议会法令授权监管看守人可以用暴力使隔离家庭关闭门窗；疫区任何人胆敢外出将以流浪罪论处，与瘟疫相关的案件也以重罪被起诉。在借鉴吸收并不断完善的基础上，英国形成了符合本国特色的防疫体系；该体系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官员与民众广泛联系起来，共同致力于防疫减灾。
——摘编自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防疫对策特点》
材料一 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教会和国家、王权与神权的二元统治制下，政教之争是中古西欧政治史上极重要的内容。王室与教会作为并存的两大政治力量，两者之间的冲突与合作并存。中世纪前期，王权与教会的关系错综复杂，两者既相互为援，又不乏激烈的权益纷争，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涉及这一问题的理论，首推教皇基拉西乌斯一世在公元5世纪提出的“双剑论”；中世纪中期，教会的实力不断增强，“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之间展开了长期的以争夺最高统治权为核心的政治斗争；进入中世纪后期，王权在与教权的合作与斗争的制度化进程中走向强大，而教权则日渐没落。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发展迅速，商品经济繁荣。王权最终能取得胜利要归因于在王权与教皇的斗争中，西欧各国的民族意识开始了最初的萌动。12、13世纪开始的西欧王权的加强，以及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运动，到15、16世纪大体完成。这一漫长过程的结束，终结了教会在中古盛期所确立的“万流归宗”的地位，王权的加强、民族国家的胜利必然意味着教皇势力的衰落。
——摘编自《欧洲中世纪的双剑论》
材料二 从现代化角度上说，专制王权是民族国家的早期形式，是近代社会的起步点。……在这个阶段上，国家统一了，民族自立了，中世纪的混乱状况得以解除。民族国家的第二个阶段，“民族”与王权发生对抗，最终推翻专制王权，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的典型。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
材料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处于抗日前线的东北广大人民和一部分爱国军队，冲破国民政府的禁令，首先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辽宁沈阳、抚顺等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反抗日本侵略军。广大农民组织大刀会、红枪会等各种组织，手执自制武器进行抗日斗争。9月26日，上海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10月18日，北平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通过迅速组织义勇军、实行对日不合作及积极募集爱国捐款等决议。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斗争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摘编自王秀鑫、郭德宏《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
材料二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复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为彻底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取得完整的独立主权有着决定性意义，因为战争的结果之一，是中国不仅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而且跻身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充分发言权的大国行列。
在不同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中国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造成了中国的长期分裂，极大地破坏了民族争取独立所需的凝聚力。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内部分裂的状况。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在不同阶级阶层之间，在不同党派之间，形成了同仇敌忾、亲密合作的关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不平衡性使中国现代工业几乎因日本的侵略而彻底颠覆。1937年川、滇、黔、陕、甘、湘、桂7省工厂之和仅占全国总数的6.03%，资本总数仅占全国的4.04%。而到1943年，后方各省工厂企业已经达到4524家，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增加了164倍。
——摘编自荣维木《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复兴论》
